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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首先对好莱坞表示赞赏，因为在好莱坞，能够拍出像托德·菲利普斯的《小丑》这样的电影，并且公众将其变成了大热门。然而，这部电影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元虚构的维度：它提供了蝙蝠侠故事的黑暗起源，一个必须保持隐身才能让蝙蝠侠神话运作的起源。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下没有蝙蝠侠神话参照的《小丑》，就像是一个受害者的孩子为了生存而采用小丑面具的故事。它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它将只是另一部现实主义的戏剧。还要记住，《Time Out》将《小丑》描述为“资本主义晚期真正的噩梦”，并将其归类为“社会恐怖片”。这是直到最近都难以想象的：两种被认为完全不同的类型的结合，现实主义描绘的社会苦难和幻想的恐怖，这种结合当然只有在社会现实获得恐怖小说的维度时才能运作。[1]

我们的媒体对电影的三种主要立场完美地反映了我们政治空间的三分法。保守派担心它可能会激发观众实施暴力行为。政治正确的自由派在其中看出了种族主义和其他的陈词滥调（已经在开场镜头中，一群殴打亚瑟的男孩看起来是黑人），还有对盲目暴力的模棱两可的迷恋。左派则为它如实再现了我们社会中暴力兴起的条件而欢呼。但是，《小丑》真的会激发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模仿亚瑟的行为吗？绝对不，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亚瑟-小丑并未被塑造成一个可以认同的角色。事实上，整部电影都建立在我们观众无法与他认同的前提上。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陌生人。

(资料图片)

在《小丑》上映之前，媒体已经警告公众，它可能会煽动暴力。FBI本身特别警告说，这部电影可能会激发Clowncels的暴力，Clowncels是一个对小丑如《它》中的Pennywise和《小丑》中的小丑着迷的Incel子群体。（并没有关于电影激发的暴力的报道。）电影上映后，评论家们不确定如何分类。《小丑》只是一种娱乐（就像整个蝙蝠侠系列一样），是对病理暴力起源的深度研究，还是对社会批评的一种尝试？从他的激进左翼立场出发，迈克尔·摩尔发现《小丑》是“一个及时的社会批评和美国当前社会问题后果的完美描绘”。当它探究亚瑟·弗莱克是如何成为小丑的，它揭示了银行家的角色，医疗保健的崩溃，和贫富之间的鸿沟。摩尔因此有理由嘲笑那些害怕这部电影上映的人：“我们的国家处于深深的绝望之中，我们的宪法被撕碎，一个来自皇后区的狂人掌握了核武器的密码——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应该害怕的是一部电影。/.../对社会可能更大的危险可能是如果你不去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不是关于YKH。它是关于给我们带来YKH的美国——对无需帮助社会的弃儿，贫穷人的美国。”因此，“对《小丑》的恐惧和抗议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分散我们注意力的策略，让我们不看真正撕裂我们的同胞的暴力——3千万没有健康保险的美国人是一种暴力行为。生活在恐惧中的数百万受虐妇女和儿童是一种暴力行为。”

然而，《小丑》不仅描绘了这个美国，而且也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有一天被剥夺者决定反击呢？我说的不是拿着剪贴板去注册投票。人们担心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暴力了。真的吗？考虑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简而言之，这部电影试图“理解为什么无辜的人在无法再保持理智后会变成小丑”：观众不是感到被煽动去实施暴力，而是“会感谢这部电影让你连接到一个新的欲望——不是跑向最近的出口以保全自己，而是站起来斗争，并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每天手中握有的非暴力力量。”[2]

但是它真的是这样运作的吗？摩尔提到的“新欲望”不是小丑的欲望：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这里引入心理分析中冲动和欲望的区别。冲动是强迫性的重复；在冲动中，我们陷入了一个反复绕着同一个点转圈的循环，而欲望则实施了一个割裂，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小丑始终是冲动的存在：在电影的结尾，他无力可施，他的暴力爆发只是无能的愤怒的爆发，是他基本无力的表演。为了使摩尔所描述的欲望产生，需要进一步的步骤。如果我们要从小丑的爆发转变为能够“站起来斗争，并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每天手中握有的非暴力力量”，就需要完成一个额外的主观立场的改变。当你意识到这种力量时，你可以放弃野蛮的肉体暴力。矛盾的是，你只有在放弃身体暴力的时候，才会成为真正的暴力，也就是对现有系统构成威胁的意义上的暴力。

这并不意味着小丑的行为是一个需要避免的死胡同。相反，它更像是一个马列维奇式的瞬间，减少到最小化的抗议框架的零点。马列维奇著名的白底黑方并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某种自毁性的深渊，以免被它吞噬，而是我们应该通过的一个点，以获得新的开始。这是死亡驱动的瞬间，它为升华打开了空间。就像马列维奇在他的极简主义画作如《黑方》中，将画作简化为框架和背景的最小对立，《小丑》也将抗议简化为最小的无内容的自毁形式。需要一个额外的转折，从冲动转向欲望，抛弃自我毁灭的虚无主义点，使这个零点起到新的开始的作用。然而，《小丑》的教训是，我们必须经过这个零点，摆脱现有秩序的幻觉。

除此之外，我们沉浸在小丑的黑暗世界中，也治愈了我们对政治正确的幻觉和简化。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无法认真看待那些认为双方同意进行性关系就使其……真正的同意：“‘同意论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是一种天真的尝试，在性欲的黑暗、不安、无情残酷、充满创伤的领域上覆盖一个整洁、智慧的、平等的社会正义语言的努力。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被自己的欲望所困扰，他们渴望他们所恨的事物，他们恨他们的父亲但想与父亲发生关系，他们恨他们的母亲但想与母亲发生关系，等等，如此反复，永无止境。” 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小丑对“它是双方同意的，所以它是OK”的说法发出狂笑——这就是他的母亲如何毁了他的生活……同样的，小丑（作为暴力的受害者）也会驳斥“如果有人谎报自己的身份以将某人哄上床，那就是强奸”的观点。

"当然，彻头彻尾的欺诈是坏的，人们互相撒谎，利用对方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对自己撒谎，对别人撒谎，把自己塑造成我们不是的人，假装自己是‘真正的男人’，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可怜的虫子，假装我们没有幻想和比伴侣更热的人发生性关系，等等？其实，真正的例外是在无尽的漩涡中，我们每天告诉自己的碎片化和不完整的真相中，真正地，一次，说出‘真相’，只是为了每天能够起床，只是为了能够真正理解对方。”[3]

简而言之，性是谎言的典型领域……这个零点是今天所称的无产阶级立场的版本，也是那些一无所有，或者，引用电影中的亚瑟的话：“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没有什么能再伤害到我了。我的生活只是一个喜剧。”这就是YKH被认为是权力小丑的想法的限制所在：YKH绝对没有经过这个零点。他可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淫秽的小丑，但他并不是一个小丑人物：将他与YKH比较是对小丑的侮辱。在电影中，韦恩父亲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小丑”，一个展示权力淫秽的代理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Clark在读我自己的哲学作为小丑的虚无主义立场的版本时，荒谬地错了：“齐泽克的黑格尔哲学遇到了薄弱的流行科学，他坚持认为，唯一的客观现实不是从无中创造出的某物，而是真实的无意义的存在和我们每一个，不可避免的尝试在上面赋予意义之间的紧张。” 简单来说，对我来说，基本的本体论事实是终极无意义的空隙/裂缝和我们（人类）试图将一些普遍的意义强加于这个混乱的裂缝之间的紧张。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只是复制了一种特定的存在主义人文主义，把人看作是英勇地试图在我们被投入的世界的混乱中赋予某种意义的生物。然而，根据Clark的说法，我在这里更进一步朝小丑的方向迈进：由于所有试图赋予原始混乱的虚无意义的尝试都会模糊这个虚空，因此都是虚伪的，也就是说，因为它们逃避了存在的基本无意义，它们是道德败坏的行为——或者，把这一点推向极端，道德本身（尝试赋予现实一个普遍意义）就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形式。因此，唯一连贯的道德立场就是全面的虚无主义，愉快地赞同对任何试图在我们混乱的生活中强加一个道德秩序的暴力破坏，放弃任何能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冲突的普遍人文主义项目：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坚持我们共享的人性比我们暂时的冲突和我们持久的个人差异更强大......小丑和齐泽克们永远都不会被说服。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框架要求他们继续指向仍然存在的社会紧张：混乱总是会是我们集体推动社会整体更好的合成的一部分。”[4]

我当然认为这种激进的虚无主义立场不仅与我明确的政治立场完全不符，而且自相矛盾：它需要其假的道德对手来在其虚无主义的破坏和揭示其虚伪中肯定自我。所有绝望的尝试将悲剧逆转为胜利的喜剧的限制就在于此，这些尝试由Incels，Clowncels和小丑本人实践，小丑在射杀他的电视主持人Murray之前告诉他：“你看到外面是什么样子了吗，Murray? 你有没有真正离开过工作室？每个人都在对着其他人大声尖叫。没有人再文明了！没有人想过身处他人的感受。你认为像托马斯·韦恩这样的人会想过像我这样的人的感受吗？要成为某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会。他们认为我们只会像好孩子一样坐下来忍受。我们不会像狼人一样变得狂野！”这种愉快的破坏主张仍然依赖于这种抱怨。小丑在破坏现存秩序上并没有“走得太远”；他仍然停留在黑格尔所称的“抽象否定性”中，他无法提出其具体的否定。

只要弗洛伊德对这种否定性的命名是死亡冲动，我们就应该小心不要将YKH对弹劾他的尝试的自毁性防御视为死亡冲动的表现。[5] 是的，YKH一边否认指控，一边同时确认（甚至吹嘘）他被控告的那些罪行，并在他的辩护中违反法律。但他不仅仅是（比平常更公开地）执行了法治的悖论，也就是，调控法律应用的机构必须豁免自己不受其统治的事实吗？

所以，是的，YKH以他的行为方式行事是淫秽的，但是这种方式只是揭示了法律自身的反面的淫秽；他的行为的“否定性”完全服从于（他对）他的野心和福祉的认识。他远离了由小丑所实施的现存秩序的自毁。YKH吹嘘他打破规则没有任何自杀的成分。这只是他的信息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受到腐败精英困扰，提升美国在海外影响力的坚韧总统，他的越轨行为是必要的，因为只有一个违反规则的人才能摧毁华盛顿沼泽的权力。将这个精心策划且非常理性的策略以死亡冲动的方式解读是左翼自由派真正在进行自杀任务的又一个例子，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从事官僚法律的纠缠，而总统正在为国家做好工作。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黑暗骑士》中，小丑是唯一的真相。他对哥谭市的恐怖袭击的目标很明确：当蝙蝠侠摘下他的面具，揭示他的真实身份时，他们就会停止。那么，想要揭示面具下的真相的小丑，认为这种揭示会破坏社会秩序，他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没有面具的人，相反，他是一个与他的面具完全相符的人，他就是他的面具。他的面具下面没有什么，“普通人”。这就是为什么小丑没有背景故事，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动机：他告诉不同的人他的疤痕的不同故事，嘲笑他应该有一些驱使他的根深蒂固的创伤的想法。看起来《小丑》的目标就是为小丑提供一种社会心理起源，描述使他成为现在这个形象的创伤性事件。[6] 问题在于，数以千计的从破裂的家庭中长大，被同龄人欺负的男孩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只有一个人将这些环境“合成”为独特的小丑形象。换句话说，小丑是一系列病因环境的结果，但只有在小丑已经出现之后，这些环境才可以被描述为这个独特形象的原因。在早期关于汉尼拔·莱克特的小说中，认为汉尼拔的怪异性是不幸环境的结果的说法被否定了：“没有什么发生在他身上。发生的是他”

然而，人们可以（也应该）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小丑”，并声称构成主角为“小丑”的行为是他通过自我超越其生活境况的客观环境的自主行为。他与自己的命运相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一种自由行为：在其中，他将自己立为主观性的独特形象……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的一个具体时刻定位这个反转，那时英雄说：“你知道什么真的让我笑吗？我以前以为我的生活是一场悲剧。但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出他妈的喜剧。”因为这个行为，小丑可能不道德，但他绝对是有道德的。我们应该注意亚瑟说这句话的确切时刻：他站在母亲的床边，拿起她的枕头，用它把她憋死。那么，他的母亲是谁？亚瑟是这样描述她的存在的：“她总是告诉我要微笑，要带上快乐的面孔。她说我是来传播欢乐和笑声的。”这不是纯粹的母性超我吗？难怪她叫他快乐，而不是亚瑟。他通过完全认同她的笑的命令（通过杀了她）摆脱了她的控制。

道德规定了我们如何与他人关系，以及我们对共同的善的关系，而伦理则关注我们对定义我们欲望的事业的忠诚，这种忠诚超越了快乐原则。道德在其基本意义上并不与社会习俗相对立；它是关乎古希腊所称的eumonia，即社区的和谐幸福。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在《安提戈涅》的开始，合唱队对有人（此时我们还不知道是谁）违反了克里翁的禁令，对波利尼克斯的尸体进行葬礼的消息作出反应。安提戈涅本人被暗示为“无城市的流放者”，她参与了过度的恶魔行为，破坏了国家的eumonia，这在戏剧的最后几行中被完全重申：“幸福的最重要部分/因此是智慧——不要对神进行亵渎的行为/因为傲慢的男人的吹嘘/会带来重大的惩罚/所以在老年，人们可以发现智慧。”

从eumonia的立场来看，安提戈涅肯定是恶魔/怪异的。她的反抗行为表达了一种超越度量的过度坚持的立场，这扰乱了城市的“美丽秩序”；她的无条件伦理触犯了城邦的和谐，因此是“超越人类边界的”。讽刺的是，虽然安提戈涅自诩为维护人类秩序的不朽法律的守护者，但她行事却像一个怪异而无情的恶魔。关于她，肯定有些冷酷和怪物般的东西，如她和她热情人性化的妹妹伊斯梅尼之间的对比所揭示的那样。就在这个意义上，小丑是伦理的，但不是道德的。

（在希腊神话中，Eunomia（古希腊语：Εὐνομία）是一位掌管法律和立法的小女神（她的名字可以翻译为 "良好的秩序"、"按照良好的法律治理"），也是春天的绿色牧场女神（eû在希腊语中是 "好、好 "的意思，而νόμος，nómos，是 "法律"，而牧场被称为Nomia））

人们还应该注意到亚瑟的姓氏Fleck，这在德语中意为污点/斑点。亚瑟是社会大厦上的不和谐之斑，没有在其中的合适位置。然而，使他成为污点的不仅仅是他可悲的边缘生活，更主要的是他主观性的特征，他对强迫和无法控制的笑声的倾向。这种笑声的地位是矛盾的：它字面上是外在的（用拉康的新词来说），内在和外在的。亚瑟坚称这形成了他主观性的核心：“记得你曾经告诉我，我的笑声是一种病症，我有些地方不对吗？并不是这样。那就是真实的我。”但是，恰恰因为这样，它对他来说是外在的，对他的个性是外在的，他将其经验为一个他无法控制并最终完全认同的自治化的部分对象——这是拉康所说的“与症状的认同”的一个明显例子（或者，更确切地说，“sinthome”：不是含义的承载者，也不是来自无意识的编码信息，而是享乐的密码，主体享乐的基本公式）。这里的悖论是，在标准的恋母情结场景中，父亲之名使个体能够逃脱母亲欲望的控制；而对于小丑来说，父亲的功能无处不在，所以主体只能通过过度认同她的超我命令来超越母亲。

这部电影不仅提供了小丑的社会心理起源，还暗示了对那种只能以小丑领导的新部落形式出现抗议的社会的谴责。小丑的举动中有一个主观行为，但通过它并没有产生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电影的最后，我们得到的是小丑作为一个新的部落领导者，但没有政治计划，只有负能量的爆发。在和Murray的对话中，亚瑟坚决表示他的行为并非出于政治考虑。Murray提到他的小丑妆，问他：“脸上怎么了？我是说，你是抗议的一部分吗？”亚瑟的回答：“不，我不相信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什么都不信。我只是觉得这对我的表演有好处。”然后，再次：“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想让人们笑。”

在《纽约时报》中，. Scott没有抓住重点，因此他认为“小丑”只是“一个关于空无的故事”：“看起来和听起来/…/给人以沉重和深度的感觉，但电影实际上是轻飘飘的、肤浅的。”在小丑的最终立场中确实没有“沉重和深度”。他的反叛是“轻飘飘的和肤浅的”，这就是电影绝望的重点。在电影的宇宙中没有激进的左翼；这只是一个充满全球化暴力和腐败的平坦世界。慈善活动被描绘成它们本来的样子：如果一个特蕾莎母亲的形象出现，她肯定会参加由韦恩组织的慈善活动，这是富人的人道主义娱乐活动。然而，对小丑的批评中，最愚蠢的莫过于指责它没有描绘出一个与小丑反叛相对应的积极替代方案。想象一下按照这样的路线拍摄的电影：一部教化的故事，关于穷人、失业者、没有医保的人、街头帮派和警察暴力的受害者等如何组织非暴力抗议和罢工以动员公众舆论。那将是一个新的非种族版本的马丁·路德·金……和一部极其无聊的电影，缺乏让观众如此吸引人的小丑的疯狂过度。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对左翼者来说，这样的非暴力抗议和罢工显然是唯一的行动方式，即对掌握权力的人施加有效的压力，我们是否在处理一个简单的政治逻辑和叙事效率之间的差距（坦率地说，小丑那样的暴力爆发在政治上是僵局，但它们使故事变得有趣）。或者，小丑体现的自我毁灭立场中是否也有内在的政治必要性？我的假设是，我们必须经历小丑所代表的自我毁灭的零度水平。并非实际上如此，而是必须将其视为一种威胁，一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跳出现有体系的坐标，设想出真正新的东西。小丑的立场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完全的僵局，多余且无生产力，但悖论在于，我们必须经历它才能察觉到它的多余性。没有直接从现有的苦难走向其建设性的克服的途径。

在他对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解读中，哈贝马斯被证明是最终的左翼福山主义者，默默接受了现有的自由民主秩序是可能的最好的秩序，虽然我们应该努力使它更公正等等，但我们不应挑战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他欢迎那些许多左翼者认为东欧反共抗议的大缺陷：这些抗议并没有被任何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的新视野所激发。他说，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只是他所说的“纠正”或“赶超”革命：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些社会获得西欧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即，重新加入西欧的正常状况。然而，虽然红空的抗议活动可能符合这一框架，但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的浪潮趋于质疑这一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像“小丑”这样的人物伴随着他们。当一个运动质疑现有秩序的基础，其基本的规范基础，几乎不可能只有和平的抗议而没有暴力过度。

最后，以电影为引，小丑的优雅之处在于，如何从自我毁灭的驱动转变为对解放政治项目的“新欲望”（摩尔）在电影的故事线中并未出现：我们，作为观众，被要求填补这个空白。

附注：这篇文章的片段已经在网络上流传。我感谢LARB的“哲学沙龙”愿意发表完整版本，这消除了许多由流传的片段引起的混淆。

注释：

[1] 很明显，小丑也是元小说的一个例子：它为蝙蝠侠的故事提供了起源，这个起源必须保持不可见，蝙蝠侠的神话才能发挥作用——但我们在这里将忽略这个方面。

[2] 引自/the-five-most-powerful-lines-from-michael-moores-masterful-joker-review。

[3] Mike Crumplar，个人通信。

[4] 参见/blogs/anotherwhiteatheistincolombia/2019/10/tribelessness-secular-zizek-joker/。

[5] 参见/v41/n20/judith-butler/genius-or-suicide。

[6] 在看电影和了解对它的批评反应之前，我认为它提供了小丑人物的社会起源；现在，看过电影后，我必须承认，以共产主义自我批评的精神，我错了：从被动的受害者到新形式的主体性的转变是电影的关键时刻。

[7] 小丑们也不仅仅是被他们的环境决定的：他们比普通的内向型男更多地执行一个将他们的苦难转化为享受的形式的象征性举动——他们显然享受他们的困境，骄傲地展示它，因此他们对此负责，不仅仅是不幸环境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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