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10年，日本央行行长换人了。4月9日，现年71岁的经济学家植田和男接替任期届满的黑田东彦，正式执掌日本央行。

这是今年国际金融界最受瞩目的换帅。日媒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10年里，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与其和日本政府的密切关系一样非同寻常。只可惜，日本当局没能实现确保工资增长以稳定通胀的目标，宽松政策的消极影响愈发凸显。

未来，在日本战后首位“学院派”行长带领下，日本央行将如何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并实现经济“软着陆”，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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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的遗产

十年前，受到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赏识，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黑田接下日本央行新任行长的“衣钵”。

当时，日本仍在努力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恢复。黑田甫一上任，便推出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措施，计划在两年内将货币基础翻倍、将通胀率提高到2%。按照黑田的设想，日本将借助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摆脱经济低迷。

“黑田出任行长时，带有相当的政治任命色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友骏指出，2012年年末，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提出了大胆的“安倍经济学”设想，“三支箭”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所谓的“金融政策改革”，即学习当时的美国，把原本相对保守的金融政策转变为“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在此背景下，货币宽松派代表人物黑田东彦的闪亮登场，也是当时经济环境和政治选择叠加的必然结果。

此后10年，黑田将超宽松货币政策推至极限。

2016年1月，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将短期利率设定在负0.1%；2016年9月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通过大量买入债券，将长期利率引导至零附近；还史无前例地购买大量上市交易基金（etf）。正因如此，截至2022年9月底，日本央行国债持有量达到536万亿日元。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田大胆的“经济实验”并未帮助日本摆脱通缩困扰。

“在全球性通胀来临前，日本央行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2%的通胀目标，只在2015年3月唯一一次录得cpi指数超过2%。因此，黑田东彦前行长也面临外界关于政策有效性的质疑。”陈友骏指出，直到最近全球性通胀的到来，尤其是粮食、能源价格出现巨幅增长后，各国都面临巨幅通胀的挑战。日本经济自然也迎来“大通胀”时代，cpi指数超越2%，达到新的阶段性高峰。

“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全球通胀影响，2%以上的通胀目标终于实现。这是日本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姜跃春指出，但是，这种成本推升型通胀与日本央行追求的需求扩张型通胀存在明显区别。日本经济的整体状况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

与此同时，超宽松货币政策也因诸多弊端逐渐凸显而遭受诟病，包括引发日元大幅贬值、股市虚假繁荣、债市严重扭曲、“僵尸企业”存活、产业迭代减缓、经济活力减退等。

有日媒评论，超宽松货币政策只是一剂止痛药，不是结构性改革的解药，若使用不当将严重拖累日本经济增长。

植田的使命

在此背景下，当两个月前日本政府提名植田接任央行行长时，外界似乎嗅到了政策转向的气味。

一方面，日本央行行长几乎都由央行内部人士和财务省官员担任。如今，植田偏偏是个例外。

他是日本战后70余年来的首位经济学家出身的行长，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财经界“灯塔”费希尔。1998年至2005年，他曾担任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给央行的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不过在那之后，他与日本央行关系渐远。

他的任命打破了日本政府的传统做法，也与国际接轨。国际上，由学者出任央行行长并不鲜见，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其继任者耶伦、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都是经济学家。如今，日本有机会根据稳健的经济逻辑制定货币政策，而不是被过去的决策包袱所累。

另一方面，植田在货币政策上持平衡立场，与央行内部一批“再通胀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他对宽松货币政策持理解态度，但怀疑其效果。有评论称，植田或将承担起“问题解决者”的使命，出色的平衡感将帮助他设计一条严密合理的“退出”路线。

“央行换帅，预示着日本货币政策可能来到了一个拐点。”姜跃春指出。

陈友骏认为，植田出任行长具有优势，同时也面临挑战。

从优势看，学院派的优厚背景更利于植田和男未来工作的开展。他是学者出身，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为出任央行行长提供更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从挑战看，他可能需要解决几方面问题。

一是怎样形成自身的专有特色和政策共识，让日本央行尽快“去黑田化”，以便日本财经界能够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是如何和政府进行协调，包括内部人事安排等。作为学院派出身的新任行长，他在人事安排上可能缺少一定的政治手腕。

三是如何在实操层面做出政策选择。如今，量化宽松政策在日本国内受到一定诟病。尤其是在一些主流国家逐渐退出量化宽松、选择加息来遏制通胀的大背景下，日本究竟是坚持量化宽松政策，还是回归到适度的保守化路线，可能是植田和男新行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漫长的退出？

据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4月10日与植田举行会谈。两人可能谈些什么，植田如何推进政策调整，引发关注。

综合舆论观点，央行的“退出”路线会是缓慢谨慎的，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政策行动。理由有几点。

从个人看，植田反对过早加息。他曾在“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刊文称，此举可能有损经济并不利于实现使日本摆脱通缩的长期目标。他强调了2000年和2006年两次出现的错误例子。

从国内看，日本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仍不确定。由于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和潜在增长率低迷，日本政府的盈利能力衰退，若难以维持经常账户盈余，日本央行对长期利率的控制能力将瞬间丧失，“退出”将会力不从心。

从国际看，美国的经济前景成为隐忧。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展望报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预测的1.8%急剧放缓至0.5%。如果美国从目前的紧缩政策转向降息，日本有可能被迫实施额外的宽松政策，“退出”进程就会戛然而止。

“央行会进行一些政策思考，或者利用其他一些政策工具进行微调，但总的货币政策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姜跃春指出，因为收紧货币政策，通常有两个指标。一是通胀目标达到2%，二是经济复苏达到一定程度。目前，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仍不尽如人意，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不到1%。未来，日本经济如果进一步复苏，它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再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陈友骏指出，植田上任后，日本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到适度保守化路线，比较符合预期。

一方面，作为刚刚履新的掌门人，植田和男如果要急速调整现有政策，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和阻力。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不是长远之计，肯定需要做出适度调整，关键是时间节点的选择值得推敲。

“新冠疫情暴发3年多来，日本经济饱受冲击，一直没能形成有效的复苏动力和增长动能。量化宽松政策始终没有找到退出的‘窗口期’。”陈友骏说，未来，如果疫情能持续改善、一些政策能有效落地，再加上国际游客的回归能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一定的内生性增长动力的话，那么日本央行可能会找到政策调整的更大空间、更多机遇。

有日媒给出几个潜在行动方向：在国债到期时尽可能地减持，以缓慢速度收缩资产负债表；先退出负利率，再分阶段提高利率等。

展望经济前景，姜跃春指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一直萎靡不振。去年年底，日本gdp总额为3.9万亿美元出头，正好是1992年的水平，也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30年”。这背后有日元贬值的特殊因素，经济持续低迷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改革始终没有到位，结构转型升级取得一些成果，但受到自身资源等方面制约，没有达到本质性变化。二是，日本政客为了选票，将经济目标政治化、武器化，也使得改革难以推进。三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矛盾之处，小选区制度对经济资源的引导和运用出现偏差。

陈友骏指出，岸田上台后推出了“新资本主义”，与“安倍经济学”相比，既是一种应景性操作，也不乏创新之处。比如强调通过网络通信、数字经济等全新概念，来带动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这些理念很美好，但实施过程中仍遇到很大困难。一是受到日本客观能力不足的制约，比如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二是人才培养存在瓶颈；三是日本经济整体处于衰退下滑期，要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复苏态势，确实面临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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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杨立群

文字编辑：杨立群

本文作者：安峥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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